又是一年清明节，我回到家乡，位于福建省南端的东山岛。这个面积194平方公里的海岛，不仅发生过1950年抓壮丁制造的“寡妇村”旷世悲剧，还发生了1953年7月国共两党最后的一次战役——东山战役。更让世人瞩目的是，这里来了一位太行山打石匠出身的县委书记，带领东山人民把昔日风沙肆虐的荒凉海岛变成了东海绿洲。他去世已经34年了，东山人民依然深切怀念着他。
多年来，家乡的父老乡亲有一个习俗，“先敬谷公，后祭祖宗”。我来到了位于赤山林场的谷文昌陵园，瞻仰这位人们敬重的县委书记。只见谷公坟前，摆放着一个插满香火的花岗岩香炉，香炉上凿着“谷公——人民敬仰”六个字，看得出，香炉来自民间，香炉上的字并不是什么书法家所题，但却是一笔一笔用心凿上去的。
凝视着香炉，我心潮澎湃。一个县委书记去世多年，百姓始终铭记着他，这深层的原因在哪里？香炉到底是谁送的？这背后隐含着哪些感人的故事？
有一个叫山口的村庄，引起了我的关注。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东山县委宣传部一位干部向我讲述过一件事，同样是清明节，在通往赤山林场的小路上，他遇见了山口村的一位老阿婆，阿婆肩上挑着两个篮子，篮子里头放满了供品。他问这位阿婆，怎么到林场去扫墓呢？老阿婆动情地说，孩子，我这是去看看谷书记。谷书记让我们苦命的“乞丐村”变成了今天的“幸福村”。如今，我们都成了万元户，可谷书记他清贫啊，我想去给谷书记点柱香，烧一些纸钱。
听了这段描述，我心里一阵悸动，这是东山百姓用民间方式表达对谷书记的缅怀呀。
在去山口村之前，我先走访了曾经在谷文昌身边工作过的几位老，查阅了有关的资料，这让我走近了谷文昌。
解放前，地处风口的山口村，是全县土地最贫瘠、风沙最严重的贫穷村庄，村里流传着一首心酸的民谣：沙虎无情田屋休，作物十种九无收。春旱无雨粮草绝，柴米水盐贵如油。夏天出门沙烫脚，行路沙软三七抽（行走沙中十步退三步）。秋冬风沙扑目睭（眼睛），何时能解苦和愁。年复一年，村民们“春搬沙，夏种地，秋抢收，冬又埋”。为了活命，只好拖儿带女四处漂泊乞讨，全村900多人口，常年流落他乡讨饭的就有600多人，山口村成了远近闻名的“乞丐村”。
1954年暮秋的一天，时任东山县长的谷文昌带着通讯员陈掌国一道下乡，途经白埕村附近一个破旧雨亭时，只见迎面走来了一群衣衫褴褛、挎着篮子、拄着棍子的村民。谷文昌上前问其中一位老阿婆，是哪个村的，要到哪里去。阿婆告诉谷文昌，自己的名字叫沈万岱，来自山口村，是去赶集的。经再三询问，阿婆才支支吾吾说出是去讨饭的。谷文昌问道：“不是已经分了田地了吗？”阿婆说：“地是分了，可都被风沙给埋了，村里的后生前些年都被抓丁了，剩下我们这些孤儿寡母只能外出讨饭，呆在家里只能被饿死。”
老阿婆的话，深深刺痛了谷文昌的心。他联想起自己少年时逃荒的痛苦经历。他生长在河南太行山区一个贫穷的小山村，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中断读不到一年的私塾，跟着哥哥逃荒到山西长治当长工。他种地、挖窑洞、当石匠，寒来暑往，餐风露宿，用血汗换来一些粮食，还要挑着粮食，翻山越岭，走了三百多里地，一直从晋东南走到河南林县的小山村，让一家人度过饥荒。谷文昌深知逃荒的凄苦与悲凉。他想，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为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眼前，这一方百姓还要离乡背井去逃荒，作为县长问心有愧呀！他含着热泪，动情地对逃荒的村民说：“乡亲们，我是县长谷文昌，我对不住你们呀！刚才沈万岱阿婆说的话，我都记住了。乡亲们回去吧，请相信我，我们肯定要把风沙治住，日子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谷文昌彻夜不眠，他戴上眼镜，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翻阅着办公室送来的东山史料：
明代中期以后，倭寇猖獗，海盗啸聚，铜山（东山史称铜山）处于闽粤沿海要塞，深受祸害。戚继光率领义乌兵入闽征剿，戍守陈平古渡（即今八尺门）。铜山百姓食箪浆壶，犒慰军队，配合戚家军痛击倭寇。英勇的铜山人民，还先后在东赤港、宫前湾、南门湾、走马溪围歼击退来犯的寇盗。
明末清初，铜山水寨大山是郑成功的重要屯兵据点。铜山有上千子弟随郑成功收复、开发台湾。
1939年7月12日、8月23日和1940年2月12日，以台湾日军司令部参谋兼华南特务机关长山本募为首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与盘踞于粤东地区的伪“和平建国军”分别三次进犯东山岛，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据当时福建《大成晚报》载：自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十月止，全省各县遭日寇蹂躏最惨烈为闽南之东山。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东山军民为保家卫国，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三次击退日本侵略者。抗战期间，苦难深重的东山人民还捐款购置一架支援抗战的飞机，命名为“东山号”。
“苦难的海岛，英雄的人民啊！”谷文昌热泪盈眶。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干泪水，当他再度把眼镜戴上时，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映入他的眼帘。
在东山，“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月月都有灾。”解放前近百年间，东山被风沙埋没了十三个村庄，三万多亩耕地，毁掉一千多幢民房，东山原有七个“蔡姓”村，被风沙埋得只剩四个。由于风沙干旱，老百姓烧柴火都成问题。1948年，有七个妇女摇了一条小船过海去打柴，遇到大风，海浪把船给掀翻了，七个打柴的妇女全死了。其中一个妇女还怀着四个月的身孕。风沙灾害给东山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此时，谷文昌脑海中又浮现出白天下乡路上遇到山口村外出乞讨村民时的情景。他激动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今夜是大潮，海湾那边传来了深沉的涛声，这涛声如同东山百姓的呼唤，一阵一阵撞击着他的心：“不救民于苦难，要人来干啥？”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那么，东山岛风沙运动的规律是什么呢？
在海岛东南部风沙弥漫的沙丘上，行进着一支小队伍，这支队伍的名称叫“沙荒调研队”，队长正是谷文昌。他穿着一身泛白的旧军装，带领着林科所技术人员逐个沙丘、逐个山岗实地勘察测量。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喝一口行军壶的凉水。夏日骄阳似火，沙子发烫，就用植物蔓藤裹住双脚，在沙丘上艰难行进。冬天，大风夹着沙粒，拍打在脸上，双眼涔出泪水，用手揉一揉，继续前行。就这样，从苏峰尖到澳角山，从亲营山到南门湾，调研队踏遍了东山岛的421个山头，把一个个风口的风力，一座座沙丘的位置和运行轨迹详细记录下来。
夜晚，谷文昌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治理风沙的意见。多年的劳累和繁重的工作，剥夺了他健壮的体魄，落下了胃病、肺病，常常头晕、咳嗽，有时胃痛折磨得他直冒冷汗，他就用棍子顶着肚子，强忍剧痛坚持调研。终于，他弄清楚，位于海岛东南角的白埕、山口、湖塘结合部一个叫的赤山的地方，是岛上的“风口”“沙喉”，要战胜风沙，必须先扼住它。
“筑堤拦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治沙方案初步形成。说干就干，很快，轰轰烈烈的植树治沙行动开始了。短短时间内，就在风口地带筑起39条2米高、10米宽、全
长22000多米的挡沙堤，人们撒下了成吨的草种，还种下了从岛外运来的树苗。
可是，无情的风沙摧垮了沙堤，播下的草籽、种下的树苗也夭折在黄沙下。1954年到1955年，八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
不少人的信心发生动摇，干部中也出现不同声音，千百年来，东山的风沙从来就没被制服过，现在就能制服得了吗？屡战屡败，不知还会有多少次失败在等待着，东山这样贫穷，财力和心力能承受得了吗？
面对肆虐的风沙，面对夭折的树苗，面对各种泄气的议论，已是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承受着巨大压力。谷文昌思想激烈地碰撞着，是坚持还是放弃？放弃容易坚持难，可如果就此罢休，东山百姓将继续饱受风沙干旱之苦，旧社会村民外出逃荒的情景就会重演，怎么面对东山的父老乡亲？
面对漫漫黄沙，这位来自太行山的“石匠”，把一个个问号拉直成一个个斩钉截铁的感叹号：历朝历代做不到的事，我们人一定要做到！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葬！
这不是空泛的豪言壮语，这是一个人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不留任何余地和退路的承诺。
在这关节点上，谷文昌得悉一个消息，白埕村有位农民在沙地里挖出了能烧火的泥土。泥土竟然可以燃烧？谷文昌在老乡的陪同下赶到现场，挖出几锹黑黄相间的泥炭土，只见泥炭土中木质纤维还清晰可见。他将泥炭土带回，晒干后放进灶膛，噗的一声，只见一朵灿烂的火花从泥土中喷吐而起，谷文昌的心里也燃起一团熊熊的希望之火，说明远古的东山是森林覆盖的绿洲，东山可以种树，东山可以种成树！
必须找到能够抗击风沙盐碱的先锋树种。谷文昌发动机关干部、林业技术人员翻阅资料、打电话联系，查询全省乃至全国兄弟县有关植树治沙的消息，终于了解到，广东电白县在海边种活了成片的木麻黄。他立即派人到电白学习取经。1957年春天，在海岛的东南部，种下了从岛外引进的木麻黄、桉树、相思树、苦楝树、马尾松等十几个品种20万株树苗，结果只存活了六株木麻黄。而正是这六株木麻黄，证明了其在风沙盐碱环境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谷文昌立即组织人员，分赴厦门、浙江、电白等地大规模采集木麻黄树种，并通过福建省林业厅提请国家林业部，从外交途径引进国外木麻黄种子。他还迅速建立了木麻黄苗圃，并组建了53支造林队，为大规模种植木麻黄做好准备。
谷文昌代表东山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的号召。这四句话，铿锵有力，目标明确，简单明了，抓住人心。
1958年春天，东山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再次与风妖叫板、与沙虎较量，在白埕、湖塘、梧龙、山口等地一鼓作气种下了1000多万株木麻黄。
然而，这回虽然选对了树种，却选错了种植的时机。一场倒春寒袭来，东北风一刮就是一个多月，种下的树苗几乎全军覆没。1000多万株木麻黄仅存活了九株。东山人的心又凉了。有人说，东山人命苦，这树是种不成了。白埕村一位老汉甚至跟人打赌：“这沙滩上要能种成树，我从白埕翻跟斗一直翻到西埔（县城）。”
可这回，谷文昌心里有谱了。他蹲在成活的木麻黄跟前，像慈母爱抚着婴孩，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他的眼前升腾着绿色的希望：“有九棵，就有九百棵、九千棵、九万棵……”
一个造林试验小组应运而生，谷文昌亲自担任试验小组的组长。他要通过试验搞清楚，这木麻黄在东山的特定环境下，什么温度，什么时段种植最合适。谷文昌采用了排除法，去掉不合适的，就是合适的。当年在太行山凿石头不就是采用排除法吗？
试验小组就在那九棵成活的木麻黄附近，实行“旬旬造林”，种下20多亩试验林，定时观察气温、湿度、风向、风力对新种植下的木麻黄在回青、成活方面的影响。
木麻黄的最佳种植气温为25摄氏度，地温为23摄氏度。在东山，5月下旬至7月，气温较稳定，种下的木麻黄3天便足以成活。
种植木麻黄必须掌握六大技术要点：大坑深栽、带土栽种、晴天挖窟、雨天造林、保护管理、防治虫害。
谷文昌要求把这些技术要点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各大队、生产小队，人手一册。这些要点和做法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1958年12月20日，东山县再次举行植树造林誓师大会。这一次，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掌握科学规律、做好充足准备基础上的植树造林大会战。
从此，东山有了这样壮观的场面：一下雨，广播里马上播送造林紧急通知，东山的干部群众、驻岛部队就冒雨出动，荒山、沙滩布满造林大军。在那些日子里，谷文昌强忍着肺病、胃病的折磨，和班子成员一起，全部身心扑在植树造林上。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山坡，处处闪动着谷文昌那披着斗篷、永不疲倦的消瘦身影。东山人从这亲切的身影上，感受到人心系百姓、造福人民的情怀，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他鼓舞、激励着东山人勇敢地与风沙较量，向贫穷落后抗争，用辛劳和智慧，去实现绿色的希望。
天亦为之动容，连降喜雨，种下的木麻黄成活了，大面积成活了。到了60年代初，谷文昌带领全县人民植树造林82000亩，全岛421座山头披上绿装，34000多亩的木麻黄主干带，在38公里长的海岸线上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接着，美国湿地松、日本银桦、法国梧桐也相继站稳了脚跟，形成第二道绿色屏障。再下来，是漫山遍野的果树，绿荫掩映中的村庄。整个海岛绿化率达96%以上，岛上风力减弱了41%~61%，冬天温度提高了1.5%，蒸发量减少22%，相对湿度提高10%~25%。
东山岛这只土黄色的蝴蝶变成了绿色的蝴蝶，在碧波万顷的东海上翩翩起舞了。东山人世世代代遥不可及的梦想，终于在人的领导下实现了。
多年以后，有位台湾同胞回东山探亲时，特地带来一袋树籽，当他看到昔日的荒滩变成茂密的森林，所有的山头都披上了绿装，不由得惊呆了：“奇迹，人间奇迹啊！”
我来到了昔日地处“风口”“沙喉”，而今隐藏在林荫中的山口村，寻找二十几年前清明节那位致富不忘谷书记的老阿婆，或许她知道香炉是谁捐赠的。可是，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了，她老人家还健在吗？山口行政村有五个自然村，她是哪个自然村的，叫什么名字？虽然事先我和镇上干部取得联系，拜托他们帮助寻找，但是心里依然没底，甚至有几分忐忑。
让我欣喜的是，在山口村敞亮的村部，我见到了这位94岁的老阿婆，她的名字叫何赛玉。一同前来的还有当年植树造林时的生产队长，现已80岁的老人陈细乒。何赛玉阿婆看起来显得很瘦小，满脸的皱纹刻着岁月的沧桑，据说前不久摔伤过，走路还有些不方便，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老人家的眼神依然明亮，说话口齿也很清楚。当我向她询问为什么每年清明节都要去林子里给谷文昌扫墓时，老阿婆激动地说：“谷书记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老人家向我叙述了她一生的坎坷遭遇：“我出生在海岛北部的前何村，出生后不久，狠心的母亲把我丢在路旁‘放生’。有一个好心人路过时看到了我，不忍心让我这样活活死去，抱着我，走过了一村又一村，求人把我收养。也不知进了多少村庄，就没有人愿意收养我。后来，在一个叫探石村的地方，遇到了一位从山口村出来要饭的奶奶。这位奶奶从好心人手上接下了快要断气的我。奶奶用她讨乞的地瓜丝汤喂养了我，救活了我。从此，我就生活在奶奶家。”我问道：“那后来这位奶奶呢？”阿婆哽咽着说：“奶奶她在一次外出乞讨的时候，饿死在漳浦县一个叫浦南桥的地方，尸骨都没找到，我们都没有一个给奶奶上坟的地方。”听到这里，我不禁流下了热泪。一位靠乞讨度日的老人，却用她一颗善良的心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然而她自己却饿死在逃荒的旷野中……
一阵静默。我小心地问：“阿婆，你该不会是也……”我欲言又止，生怕刺伤阿婆的心。阿婆明白了我的意思：“孩子，你是想问我有没有去讨饭吗，实在见笑（在东山方言中“见笑”是很难为情的意思），风沙把田地都盖住了，种不成庄稼啊，我和当年奶奶一样，提着篮子，端上破碗，到外乡去讨饭。”我问：“那咱们山口村的乡亲是何时过上好日子的呢？”坐在一旁的陈细乒老人接过话题：“是谷书记来了，组织我们种木麻黄。木麻黄这种树在下雨天种才容易活。老天一下雨，全村不管男人女人都上场，有的戴着斗笠，有的穿着蓑衣，有的头上裹着破衣服，越是下大雨越是大种树，晚上也不停。谷书记经常到我们村，穿着雨披，跟着我们大家一起种树，那场面想起来，好像就在眼前。就这样，光我们山口村就种了4600亩的木麻黄。有了这些木麻黄挡住风沙，不仅地上能种庄稼，还种了黑珍珠莲雾，还发展了水产养殖业。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说到这里，老人咧着嘴，憨厚地笑了。何赛玉阿婆接上话茬：“我这辈子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现在，孙子、重孙加起来都有五六十个了。没有谷书记，就没有我今天啊！”老人家激动地说：“等我的腿好了，我还要去给谷书记上坟，带着我的儿子、孙子、重孙，祖孙四代人一起去给谷书记烧香。”我抓住时机问道：“阿婆，你知道谷书记坟前的香炉是谁送的吗？”阿婆想了想说：“我刚去烧香的时候，记得那里摆着一个插香火用的陶罐子，后来就有了石香炉，也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
这时，有位小伙子开着一辆轿车来到村部门口，村支部书记告诉我，这是何赛玉阿婆的外孙，是来接老人家回去吃饭的。
望着渐渐远去的轿车，我庆幸何赛玉老人没有重蹈当年老奶奶的命运，终于有了自己幸福的晚年。何赛玉老人命运的变化，不正是山口村乃至整个东山岛百姓命运变化的缩影吗？
我觉得山口村之行很有收获，然而我依然带着一点遗憾，因为，还没找到香炉的捐献者。
傍晚，我穿过林带，来到离住地不远的马銮湾。漫步在平缓细软的沙滩上，只见海面上渔火闪烁，宛若天幕摇落的星辰，那是渔民用灯光在诱捕“小管”（小鱿鱼）。可我无心欣赏这海上夜景，心思还在那个香炉上。
忽然，眼前一组画面吸引了我。月光下，几个渔民驾着一条小木船将一张大渔网撒入附近海中。沙滩上，十几个渔民排成两队，每个人腰上系着一条绳子，绳子采用活结系着渔网的粗大绳子，依靠腰力和双手牢牢抓住大绳子往岸上拉。走近一看，拉网的渔民有男的，也有女的。我忍不住脱掉鞋袜，卷起裤脚，加入拉网的行列。因为说的都是家乡方言，我很快就和拉网的渔民们聊了起来。一位叫阿生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是来自附近的铜钵村，祖祖辈辈就在这个海湾拉山网。解放前，都是女人种田，男人捕鱼。拉网时，还一边踩着节奏喊着号子。阿生的话，让我如临其境，我问道：“那为什么后来女人也来拉山网呢？”阿生告诉我，当年军队撤退时抓壮丁，把村里的男人差不多都抓光了，为了生计，女人也只好出来拉网捕鱼，现在女人拉山网就成习惯了。
阿生的线年军队撤离时，在东山岛大肆抓壮丁，铜钵村深受其害，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解放后，对这些活寡妇的身份如何认定，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是谷文昌冒着极大风险，积极提议，对这些苦难深重的活寡妇做出“兵灾家属”的定性，一项德政暖了苦命人的心。谷文昌坟前的香炉会不会就是铜钵村的乡亲们送的呢？
我来到了寡妇村展览馆，老馆长黄镇国陪着我，一边参观纪念馆，一边向我叙述着那段难忘的往事。
1949年6月，一批从淮海战役溃退的部队进驻东山，因为官多兵少，号称“军官团”。同年9月，“军官团”改编为“国防第七纵队”，12月份整编为陆军第58师，师长洪伟达，号称“再生部队”。怎么个“再生”法呢？抓丁，靠抓丁，抓满一个排的，排长升连长，抓满一个连的，连长升营长。
1950年5月10日凌晨2时，洪伟达部突然包围铜钵村，以查户口为名，掳走147名壮丁，其中年幼者仅17岁，年长者55岁，已婚者91人。而当时的铜钵村只有298户1334口人。遭此浩劫的铜钵村，三日不见炊烟，从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两天后，东山解放。时任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五大队三中队五小队队长的谷文昌，随军解放东山岛，并担任了城关区区委书记。铜钵村就在城关区辖区内。在村党支部书记谢老太的陪同下，谷文昌多次来到这个灾难深重的小村庄。
在马銮湾，铜钵村的妇女们汗水夹着泪水，艰难地拉着网绳，唱着以前男人们拉网时唱的号子歌：搬网真艰苦，行是倒退步，食是番薯箍（块），配是鳁仔涂，穿是布袋布，睏是珍珠铺（沙滩），天光搬到日落埠，实在饿死某（妻）囝路。号子声声，撕人心肺……
榕树下，铜钵村的妇女们一边织着渔网，一边唱着自己编词的歌册调：门前海水平波波，哪知人间有银河。多少年来断七夕，何时鹊桥接阿哥？歌声如诉如泣，催人泪下……
池塘边，铜钵村的妇女为了给庄稼戽水，把扁担插在一头，将戽桶一端的绳子系在扁担上，自己背着孩子拽着戽桶另一端的绳子，一桶一桶地从池塘往庄稼地戽水。过去夫妻俩一起戽水变成了单人戽水。戽着戽着，扁担倒下了，戽桶撞碎了，女人的心也随之碎了……
在谢老太书记的陪同下，谷文昌走访了这些苦命女人的家。他发现，这些女人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总是多摆着一副碗筷，那是特地为离别的亲人摆下的。再看锅里，是稀得可以照见人影的地瓜丝汤。他还看到了这些女人用心收藏的一把手电筒、一块银元、一只布鞋……这是她们的男人被抓壮丁时留下的。现在，见物如见人，见物不见人，女人的心在流泪、在流血。此时，她们并不知道面前这位脸庞黝黑、穿着一身褪色军装的中年人就是谷文昌，但直觉告诉她们，这是一位古道热肠、可以倾诉心声的好人。
面对铜钵村女人那无助和痛楚的目光，谷文昌的心阵阵颤动，这些无辜的、苦命的女人，却被当作“敌伪家属”对待，她们承受着亲人分离的苦痛和精神上的煎熬。谷文昌陷入了沉思。
不久，谷文昌担任了县委组织部部长。他了解到，东山岛人口只有83000多人，而军队撤离东山前，先后三次抓丁就抓走4000多人，如果算上社会关系，兵灾涉及的人数接近全县总人口的一半，怎么可以把这些老百姓推到对立面呢？一个大胆而坚定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形成。
县工委五人小组会议上，谷文昌郑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这样的一个问题实在太敏感了，有人担心，这涉及政策定性问题，政治风险太大，会不会犯阶级立场的错误。也有人担心，现在东山刚解放，海面上很不平静，岛上敌特活动非常频繁，谁能确保，敌特和这些兵的家属没有联系？有人建议，以前从未遇到过这么棘手的难题，是不是报给上级，等上级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再讨论。
这是一次关系到兵灾家属政治命运的讨论，作为倡议者，谷文昌承受着巨大压力，也冒着极大风险。然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担当。
谷文昌平缓而又坚定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这些被抓走的壮丁，出身和我们一样，都是本分的、穷苦的农民，他们是被用刺刀强行掳走的。离开父母，抛妻别子，并非他们所愿，他们是受害者呀。他们的家人正承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给她们带来了灾难，我们人必须救她们于苦难，她们生活在冰雪之中，咱们不可以雪上加霜，而应该雪中送炭！”谷文昌停顿片刻，接着说：“我想，只要我们做的事情对党、对百姓有利，上级终究会理解和支持的。”谷文昌的一番话，打动了县委一班人的心。
从此，在东山岛，“敌伪家属”改成了“兵灾家属”，“敌伪”、“兵灾”两字之差，天壤之别。这些原本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人，犹如枯木逢春，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得到照顾，她们有了做人的尊严，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她们带着感恩之心跟着党走，带着满腔热情建设新的家园，带着希望期盼着亲人的归来。
“兵灾家属”这项德政的人心效应，在接下来的东山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953年7月15日晚11时30分，谷文昌（时任东山县长）办公室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电线团团长游梅耀打来的：“老谷，我们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请你速到我的指挥所来。”
指挥所内，气氛凝重。游梅耀通报了福州军区紧急电报的内容，今晚，敌舰艇十二艘、机帆船数十艘，载兵万余从金门出发，有对我行大规模袭扰之企图。根据判断，军队大约出动了一个加强师，目标很可能就是东山岛。由于守岛部队只有1200人，与进犯之敌力量对比悬殊，叶飞司令员电示，守岛部队可作机动防御，于16日晨4时以前撤出东山岛。然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
游梅耀说：“我的意见是坚守东山岛，等待大部队的增援。地方党政机关干部连同家属，要在天亮以前全部撤出东山岛，撤出时我派部队负责掩护！”接着，他陈述坚守东山岛的理由：“如果守岛部队撤出，军队登陆后就会利用我们挖好的坑道、修好的工事，给我们实施反击造成很烦。现在，我们进入坑道、工事，就能有效阻击进犯之敌，为增援部队赢得时间。”
谷文昌不停地吸着烟，听完游梅耀的分析，他掐灭了烟头：“我完全赞同游团长的分析。东山县委、县政府、东山的地方干部将会与守岛部队战斗在一起，决不后撤一步。会后我们马上做部署，各乡镇自卫队、救护队在执勤地区集合待命。机关干部、武工队、民兵立即进入岗位，担任战勤和作战任务，全力支援守岛部队。”
谷文昌的一番话坚定了游梅耀的决心，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高兴地说：“好！虽然我只有1200名战斗人员，可背后有83000东山人民的支持。我立即向叶飞司令员报告。”
谷文昌走出指挥所，他下意识地朝着海的方向望去，只见远处，雾气氤氲，透着几分诡秘与莫测。眼前的村庄则显得特别寂静，寂静得出奇，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还沉浸在睡梦中。
东山解放三年来，岛上军民天天搞备战，天天说“狼来了”，这回“狼”真的来了。
军队13000多人，由金门防卫部司令胡琏直接指挥，在海、空军配合下，扑向东山岛。
“高安号”驱逐舰，指挥舱内，胡琏的目光死死盯着，参谋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战局进展情况。和共军打了多年交道，他不敢掉以轻心。
此次攻打东山岛的作战意图是，配合朝鲜战场，对实行军事上牵制，同时也是“”的一次前哨战。作战计划是，用舰炮火力和航空兵火力掩护部队登陆，在岛之东南侧分三路向北推进；同时空降一个支队于岛之北侧，迅速占领东山岛与大陆联系的唯一通道八尺门渡口，切断守岛部队的退路和堵截大陆部队对东山岛的增援；以突击大队突破守岛部队的前沿阵地，攻下200高地，然后插入纵深与伞兵会合，在四至八个小时内占领全岛。
应该说，单纯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一作战计划堪称严密。然而，这个计划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民心民力对战场的影响。
在激烈的守岛阻击战中，刚刚解放三年的东山人民用英勇的行动保卫新生的政权，支援守岛部队。他（她）们冒着枪林弹雨，为坚守阵地的部队源源不断地送上弹药，挑来一担担开水、一桶桶地瓜粥，用担架抬下一个个受伤的战士。而这其中，有不少就是“兵灾家属”。
距离200高地不远的石坛村，有位中年妇女，把两名来不及转移的负伤战士藏在家里，用珍藏了十年的一块嫁妆红布给伤员包扎好伤口，并机智地与前来搜查的官兵周旋，成功地掩护了负伤的战士。这位中年妇女被战士亲切地称为“海防战士的妈妈”，她的名字叫刘杏，丈夫被抓丁去了台湾。
16日晨，一股部队占领了东沈村。这时，乡长和几位干部因忙于安排支前，来不及转移，在一位村妇的帮助下，隐蔽在民兵队部的隔壁几间草房里。这股部队包围了这位村妇的房子，并架起四挺机枪，因为这栋房子墙壁上写着“民兵队部”的字样。兵用刺刀对着村妇，逼她说出民兵、干部隐藏的地方。村妇沉着冷静地说：“我是一个寡妇，自己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什么民兵干部。我的儿子被你们抓去当兵，你们可认得他？”兵认为她是“国军军属”，又是寡妇，只好放了她。这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干部的村妇，名字叫叶明花，她的儿子也在1950年被抓了壮丁。
钱岗村一位叫林保桃的“兵灾家属”，丈夫孙罗仔1950年被抓壮丁，这次也随部队登岛。他望着熟悉的家乡，特别思念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可是，他又担心回家后有生命危险，还会连累家人。经过内心的痛苦挣扎，终于决定豁出去。他利用夜幕掩护，顺着水沟悄悄潜回家。他本想和妻子、女儿见上一面就走，可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久别重逢的夫妻相拥痛哭。林保桃告诉丈夫，东山解放以后，家里没有因他被抓壮丁而受到歧视，而是作为“兵灾家属”得到政府的照顾。家里不仅分到了土地，自己还当上了村长。终于，孙罗仔在妻子的劝说下，打消了惊恐和疑虑，留在了亲人的身边。
再回到停泊在海上的“高安号”。上的攻防标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让胡琏万万没想到，在东山百姓的支持下，装备简陋的共军守备部队，始终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岛上核心阵地上，一直坚守到援军的到来。空降到八尺门的伞兵，也被分割包围歼灭，他的“切断共军守岛部队退路和堵截大陆部队对东山岛增援”的计划破产了。16日上午11时，31军91师272团就渡过八尺门海峡登岛作战。17日凌晨，增援的大部队已像潮水般涌上海岛。他无奈地下达命令：“留下部分部队阻击增援的共军，掩护主力向海滩撤退。”17日晚上7时，胡琏的舰队带着退下来的登岛部队仓皇撤离东山，来不及上船的数千名“弟兄”在湖尾海滩，全部被“缴枪不杀”。
获悉东山保卫战胜利的消息，高兴地说：“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是全国的胜利。”
十天之后，《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东山战役之后，军队停止了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从硝烟弥漫的东山战役，回到寂静而凝重的寡妇村展览馆，我凝视着挂在墙上一幅幅当年丈夫被抓壮丁的“寡妇”照片，她们是林秀真、林秀春、林宝月、林招玉……每个“寡妇”都有年轻与年老时的对比照，一个是年轻美丽、眼中带着清纯的村姑，一个是满面皱纹、眼中饱含沧桑的老阿婆，这强烈的反差让人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痛。她们本该有属于自身个人的美好而平凡的人生，1950年那场兵灾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她们是不幸的，军队给她们造成深重的苦难；她们又是幸运的，的德政温暖慰藉了她们的心。她们由衷地感谢，感谢派来了谷文昌这样的好干部。
我想，香炉或许就是这当中的哪位阿婆送的。于是，悄声问黄馆长：“这些老人还健在吗？我方便去拜访她们吗？”黄馆长告诉我：“现在村里还有六七位健在的阿婆，但她们都年事已高，记忆也都模糊了。”我明白了，我不忍心再去打搅老人们归于平静的生活。
黄馆长把我带到了工作室，按家乡的风俗，热情地请我喝功夫茶。我们边喝茶，边继续聊着。黄馆长不经意中向我谈起了一件事情：“谷书记去世以后，他的妻子史英萍曾经两次来到铜钵村，关心着兵灾家属的命运。她每次都是自己掏钱买车票从漳州坐公交车来的。听说，她还用离休金先后救助过六个贫困大学生。谷书记家风好啊！”
六个贫困大学生？黄馆长的话使我想起了二十年前曾经在《闽南日报》看到的一篇通讯。
这里介绍的是我市一位不愿意让人知道姓名的离休女干部的感人事迹。这位老大娘过去曾以自己的绵薄之力，资助一位山区学生上福建林学院读完4年书；去年又每月寄赠200元帮助一位在厦门鹭江大学就读的女学生；今年再拿出离休金长期资助福建师大六位特困生。她以员的宽广胸怀，以一颗纯朴的母爱之心，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的精神文明赞歌。
这是1996年12月26日发表在《闽南日报》一篇通讯的编者按。记者饱含深情地记叙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那年夏天，福建师大美术教育专业来自贵州省平坝县的布依族学生刘兴彪，把自己精心创作的一幅《慈祥的母亲》油画，邮寄给漳州一位离休老大娘。那位大学生和漳州这位老大娘远距千里，素不相识，为何要为她作画，称她为“慈祥的母亲”？
大娘是漳州一位已故地专级干部的遗孀，离休已十几年了。一天，她在家翻阅报纸，看到一篇《清苦不减求学志——福建师大几位特困生纪实》的通讯报道，文章记述了六位特困生有的因父亲病故、母亲生病，有的因家里太穷，没办法供他们上学的生活费，每餐仅4角饭钱、一小碟青菜。大娘看了报道，一阵阵心酸。这年3月，这位老大娘把自己省吃俭用节余的1000元，寄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请他转给福师大六位特困学生，并从4月份开始，每月寄300元补贴这六位特困生的伙食费。
当记者得知这位老大娘的真名实姓和住址登门拜访她时，老大娘那纯朴爱心和坦荡胸怀更令人感动。她家住的房子，是当年龙溪地委分给他们住的旧房，始终没装修；家具也是六七十年代的；她穿的还是当年“解放牌”衣裤。原先她每天买一瓶牛奶，为了资助特困生，把牛奶也停了，一日三餐粗菜淡饭。她说现在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很满足了。
在这篇通讯的最后，记者写道“请原谅，读到这里，你们还不知道这位年过七旬、德高望重的老大娘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向她作了‘必须保密’的承诺。”
多么干净的思想，多么美好的心灵，多么可敬的母亲啊！我想，我已经猜到了这位老人是谁。为了证实，也为了追寻，我走访了当年采写这篇通讯的记者，他已退休多年，名字叫许崇安。
老许向我详细的介绍了采访这位母亲的经过，最后，他告诉我，这位母亲就是谷文昌的妻子史英萍。史英萍当时再三交代不要透露她的名字，她说：“老谷在，一定会支持我这样做的。”
谷文昌在东山担任县委书记时，有一次女儿谷哲芬看电影回家，高兴地向家人介绍电影有多么好看，说得兴致正浓，谁知谷文昌冷不丁问了一句：“谁给你买的票？”谷哲芬一愣，照实说：“我没钱，收票的叔叔知道我是你的女儿，放我进去。”谷文昌生气了：“看电影怎么可以不买票呢？县委书记的孩子也得按规矩买票。”随即拿出1角钱让谷哲芬去补票。有一回，长子谷豫闽趁谷文昌不在家，把公家配给谷文昌的自行车推出去骑着玩，在街上被谷文昌看到了，平时疼爱孩子的谷文昌这回非常生气，严肃批评了谷豫闽：“这车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你怎么可以动？怎么能公私不分呢？”
1964年，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时，县里有关部门提议，把在县财政局当临时工的大女儿谷哲慧转正后一起到省城去，被谷文昌一口回绝：“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的孩子，还是让她留在东山锻炼吧。”
史英萍是南下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此后其职务和工资都未提升过，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即1984年才按政策升为行政17级，也就是32年才晋一级。史英萍当了多年的妇联主任，又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可每次县领导班子有人提出给史英萍提职、提级，都让谷文昌给压下来了。
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种下了成千上万亩的木麻黄，可一家子吃饭用的桌子还是一张小石桌，坐的还是竹子做的椅子。一位林业干部实在看不下去，就到林场，捡了一些木头边角废料，给谷文昌做了一张小木桌。当他把小木桌送到谷文昌家里时，被谷文昌坚决退掉了。过后他对史英萍说：“如果我做一张木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人们还记得，谷文昌来到东山工作的时候，带着一只随身南下的旧皮箱，14年后调离东山时，带走的还是那只旧皮箱，还有两罐史英萍亲手腌制的咸菜。
1980年12月，谷文昌身体每况愈下，此时癌细胞已经扩散，他在东山时的通讯员朱才茂前往探望，忍不住哭了出来，谷文昌倒过来安慰他：“别难过，我的情况还好。”谷文昌让史英萍在背后垫了一个枕头，支撑着坐起来，吃力地叮嘱朱才茂：“我这次到上海看病，得知木麻黄寿命只有七八十年。你回东山后一定要让林业部门想办法，抓好更新换代，否则将来东山百姓要再受风沙之苦了。”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牵挂。
一个月之后，谷文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生命弥留之际，当家人俯在他耳旁问他有什么交代时，他眼里噙着泪水，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回东山去……”
根据谷文昌生前遗愿和东山百姓要求，1987年7月，东山县委县政府把谷文昌的骨灰接回东山，安放在位于山口村的赤山林场一个山丘上，这是当年他带领东山人民植树造林锁住风口的地方。
谷文昌去世时，身边只留下700元。史英萍在谷文昌去世后一周内就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生前的交代”。史英萍去世后，子女们恳求领导春节不要再来家里慰问，认为“没有资格再享受了”。除此之外，全家人未向组织提出过一件要求照顾的事项。
人们正是从这样一件件的“细节”“小事”，看到了谷文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内心世界和崇高品格。这样的好官，百姓由衷地信服和爱戴。
我的思绪回到了史英萍生前最后帮助的六位大学生。我询问老许：“谷书记坟前有一个用花岗岩雕刻的香炉，那个香炉会不会是这六位大学生中的哪位家长敬献的呢？”老许沉默片刻，告诉我：“不太可能，因为这些学生都来自外地，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位母亲的身份，更不知道她是谷文昌的妻子。”
我明白了。我忽然觉着，有没找到香炉的捐献者，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寻到香炉背后更为珍贵的东西。
当年，白埕沙丘上那九株给谷文昌带来绿色希望的木麻黄，现在已是苍劲的大树，50多年栉风沐雨，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它见证了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植树造林、治服风沙的艰辛历程，见证了东山岛的巨变。
九棵大树的背后，是浩瀚的林海。一排排木麻黄像战士一样，肩挨着肩，手挽着手，形成一道道迎击风沙的绿色屏障。我仰望着斑驳而粗壮的木麻黄，感受着它的可贵气质和品格。它扎根沙丘荒滩，汲取着大地水分和营养，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它不惧风沙，不惧盐碱，不惧干旱，成为挡风固沙的先锋树种；它朴实无华，正直而挺拔，默默地奉献着一生。这不正是谷文昌的品格吗？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人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能增加生命的厚度。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比生命更为久远的东西。谷文昌的生命是有厚度、有热度的，他在东山一干就是14年，没有丝毫的短期行为，没有丝毫的表面文章，没有丝毫的浮躁心态。他锲而不舍，带领东山人民彻底埋葬了风沙灾害，使昔日的荒岛、死岛、苦岛变成了东海绿洲，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他始终用权以廉、持身以正，不仅严于律己，还严于律家。
“政声人去后，丰碑在民间”。在谷文昌身上，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的高度契合。他不仅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诗人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谷文昌永远活在东山人民的心中。他的事业得到永续，他的精神得到永续。
我来到谷文昌坟前，烧了一炷香，轻轻插在那花岗岩香炉上。我又点上一根烟，放在香炉旁，谷书记生前爱吸烟。
伫立在谷文昌塑像跟前，我看到他正倾听着万顷松涛，深情地守望着心灵的故乡。
